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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实际上，自太学生聚暴民屠内侍后，作为天子耳目皇帝私奴的内侍已经很少有人敢出宫办事了。

    赵桓此举其实是以诏令形式正式剥夺了内侍作为皇帝耳目的功能。

    都已经众正盈朝了，天子还派内侍为承受监察地方，这是信不过谁呢？

    然而，仅仅过来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上天又降下异象。

    八月七日，又彗出东北，长数丈，掠帝座，扫文昌。

    赵桓这回没辙了，只能诏以彗星避殿减膳，令从臣具民间疾苦以闻。

    要不怎么说得民心者真王者呢？

    赵官家为天下苍生做了这么多实事，关键时刻自然会有忠心臣子为其解忧。

    御史中丞陈过庭便及时上奏，言：“彗出东北，应在伪同，此乃乱贼将衰之兆，非大宋之忧也。”

    众臣皆以陈中丞之言甚妥，并为天子贺……

    大宋的面临的窘境毕竟是内忧外患相互叠加，相较而言，外患比内忧更加严重。

    因而，朝廷在下大力解决内患的同时，也没忘了应对外患。

    四月十八日，应众臣反复上书之请，赵桓下诏加种师道太尉、同知枢密院事、荆湖北路宣抚使，命其招抚蠢蠢欲动的钟相。

    四月二十八日，诏有告奸人妄言同军复至以恐动居民者，赏之。

    同宋两国刚刚发生的大战中，不仅有梁方平、何灌等部宋军望风而逃，还有不少上户人家闻同军至而弃家奔走。

    甚至在同军退兵后，临安城中还两次因同军复至谣言导致城中居民争相逃亡。

    大宋军民惧同入骨由此可见一斑，且短期内也没办法消除这种负面情绪，那就只能以严刑峻法尽力压制了。

    四月二十八日，令在京监察御史、在外监司、郡守及路分钤辖以上，举曾经边任或有武勇可以统众出战者，每人举二员。

    四月二十九日，诏三衙并诸路帅司各举谙练边事、智勇过人并豪俊奇杰、众所推服、堪充统制将领者各五名。

    显然，宋军惧同皆不敢战，指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已经不现实了。

    赵桓不得不转而求其次，看能不能“众推之下有勇夫”。

    五月初二，诏天下有能以财谷佐军者，有司以名闻，推恩有差。

    四日后，朝廷下诏重申铜禁之令，并禁以金银做饰物。

    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，国家财赋日窘，已经没人能开源了，节流也有限度，怎么办？

    子曰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”，大宋现在的问题是连年征战连番大败，既无足食，也无足兵，民更不信朝廷。

    这两道诏令也算不是办法的办法，至于会不会造成地方官府趁机勒索百姓，或军队与地方豪强相勾结等问题，则不再朝廷考虑的范围内。

    一切的一切，都只有先度过了眼前的难关，挽救了大宋国灭的命运再说。

    五月初五，以少傅、安武军节度使钱景臻，镇安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刘宗元，并为左金吾卫上将军。

    以保信军节度使刘敷、武成军节度使刘敏、向德军节度使张矰、岳阳军节度使王舜臣、应道军节度使朱孝孙、泸川军节度使钱忱并为右金吾卫上将军。

    这些人中，除了王舜臣是神宗朝确有战绩的将领外，其余大半皆无从军经历，而且都是年过七旬的垂垂老者。

    如钱景臻，便是吴越忠懿王钱俶第七子钱惟演孙，钱暄之子，其人最大的“战绩”便是尚仁宗之女鲁国公主。

    此举如其说朝廷任用重将，还不如说是天子作出的与众权贵共生死的姿态。

    五月二十七日，诏天下举习武艺、兵书者。

    六月初三，又令中外举文武官才堪将帅者。

    典型的国难思良将，或者说口渴得快死了才盼着挖井。

    至于结果，肯定是有一点结果的，但也只有一点而已，出现的问题却更多。

    七月中旬，福州军叛乱，知州李延俊死于乱兵之手，朝廷急命刘颔讨平之。

    半个月后，因围困光州李成的胜捷军军纪混乱，淮南东、西路宣抚使李纲斩杀御下不严的统制官焦安节以振军纪，却不能抚其众。

    众军卒又听闻一手组建胜捷军的童贯刚刚被朝廷诛杀而大恐，军将李福趁机蛊惑部众作乱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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